申遗文本描述:唐崖土司城遗址是西南地区格局最清晰,保存最完整的土司城址之一,它所反映出的土司制度,秉承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“齐政修教,因俗而治”的多民族管理智慧,唐崖土司城遗址正是这一制度的实物见证。
唐崖土司城遗址独特的自然选择、内外有别的规划体系,汇集了山地城市、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,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结晶,山居社会形态与皇权思想相结合,突出反映了以土家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共存、碰撞,并最终相互融合的具有南方山区特色的中华文化交流过程,具有全球范围的突出价值,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要求的“原真性、完整性、唯一性”的要求。
唐崖土司城遗址是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。
明朝天启元年,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,先后攻占重庆、遵义等地,建国号“大梁”,并一度包围成都。后来,在巡抚朱燮元的组织下,历时两年多,这场战乱被平定。崇祯二年(1629年)八月,奢崇明在“永宁之战”中兵败被杀。在平定奢崇明叛乱的过程中,朝廷大量招用西南土司部队,唐崖长官使覃鼎参与平叛。
上世纪80年代,遗址内出土的“永宁卫千户所百户印”就是重要的战利品。明朝廷为表彰覃鼎,将其升为宣抚使,还为其敕建了“荆南雄镇”牌坊,同意其建立治所“大坊平西将军帅府”。
唐崖土司城遗址是山地城市的佳作和典范。
在城市区位选择上,唐崖土司城遗址重视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共生,整座城池背山面水,与自然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,景色优美。
在防御体系上,土司城充分利用了周边的山形水势,以正面的唐崖河、北面的碗厂沟、南面的贾家沟为防御主体,辅以人工建造的城墙,构成了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。
在城池构造上,按照中原建城体制,一般的城市“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九纬,经途九轨”,但唐崖土司城与此完全不同,城墙与道路均随形就势,体现了“城郭不必中规矩,道路不必中准绳”的道教思想,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从城内现存的遗迹看,无论是铺设道路所用的石板,还是砌筑城墙所用的石块,都是就地取材,在采石场可以看到当年采石的痕迹。
唐崖土司城遗址还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。
在我国古代,城市大都坐北朝南,衙署等主要权力机关也都坐北朝南。然而,唐崖土司城在选址上,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,整座城池和衙署坐西朝东。但为了追求区位上的尊崇地位,却将城的“靠山”命名为象征北方的“玄武山”,这种追求精神层面的城市坐向,在我国城市发展中是孤例。
在城市规划布局中,唐崖土司城不仅功能完备,布局合理,还大量吸收中原城市的特点,将官署区设置在城池中心,整座城池的功能区以其为基础在周边布置,体现了“皇权中轴”和“筑城以卫君”的思想。在城池空间格局营造上,按照土家人“重死乐生”的传统观念,将生和死两个空间都布置在一个区域,这在中国甚至世界现有的历史文化城市中都是罕见的。
在唐崖土司城遗址现有地面遗存中,无论是土司皇坟的四抹头隔扇,还是出土的柱础,都是典型的明代官式做法,但其半地穴式的墓葬形制却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。张王庙的石人造像虽身着明代铠甲,石人却是标准的土家人。城内的石牌坊造型则是明代平原地区的做法,装饰中却既有汉文化的“渔樵耕读”,也有反映土司生活的“土司出行”,牌坊上的其他象形图案,都为其他区域所罕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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