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雷家森
湘西土司制度是古代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统治，由朝廷任命的“以土制土”的世袭长官政治制度。“土司”一词最早出现于宋（1）。但是如果不单纯从名词而言，而是从统治形式的内涵来看，那么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以前的“五服之制”，这是土司制度的雏形。到唐宋“羁縻府州”制度的推行，土司制度开始发育，并走向成熟，到明朝进入了全盛期。到清代土司制度经过短暂的延续而消亡。
一、先秦以前土司制度的雏形
中国历代王朝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实行镇压与怀柔并举的统治策略。早在先秦以前，中央王朝就开始对周边少数民族如何加强管理形成了初步理念。始于周朝第五代王，周昭王之子穆王，在征伐周边少数民族后，推行“五服之制”，即：“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卫宾服，蛮夷要服，戎翟荒服”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顺祀也。有不祭则修意；有不祀，则修言；有不享，则修文；有不贡，则修名；有不王，则修德；序成而有不至，则修刑。于是有刑不祭，伐不祀，征不享，让不贡，告不王。于是有刑罚之辟，有攻伐之兵，有征讨之备，有威让之命，有文告之辞，布令陈辞而有不至，则增修于德。无勤民于远，是以近无不听，远无不服”（2）。这种“五服之制”是早期中央王朝为对被称为蛮、夷、戎、狄的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强化统治而创造的最初统治思想。
在秦汉时期，中央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的管理分别设置了郡、县、乡三级管理。如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得到证明，在今天的湘西自治州范围内明确记载有“酉阳、迁陵”二县，迁陵县下辖三个乡，即都乡、启陵乡、贰春乡（3）。卜宪群先生认为，秦代乡里制度主要是沿袭战国而来的，战国的乡如果从名称及形式而言远可追溯更早的时期。（4）乡里的行政职能主要为户籍管理，赋税征收，徭役征发，土地分配，矛盾纷争等。在偏远的湘西2000多年前地方基层管理就如此完备是难以想象的。但是秦朝的法律约束众多，处罚较重，多采用赀刑和赎刑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刑罚可能起始于周的“五服之制”。把湘西的“蛮夷”被列为要服。列入要服的蛮夷要岁贡，没有岁贡侧修名，并派到远方劳作。赀刑是一种经济制裁，是当事人依法缴纳一定财物的刑罚；而赎刑是不同与赀刑的经济制裁，它是一种替代刑（5）。赀刑的适用罪名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各个方面。即执行方式、赀物、赀金、赀作三种，如云梦秦简中关于赀作的记载：“或盗采人桑叶，赃不盈一钱，何论？赀徭三旬”。就是说，虽然只盗采了不值一钱的桑叶，就要被罚三十天的徭役。由此可见“蛮夷要服”与赀刑和赎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由于秦汉时的法律的严苛和对人民沉重的剥削，统治阶级对人民采取高压的政策，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，最终是“自治要服者不至”的结果。
这一时期“湘西”时有寇乱，西汉时五溪蛮酋长田强不按期朝贡，拒受王莽赐给的铜印，率武陵蛮起义。东汉建武二十三年（公元47年）五溪蛮渠帅精夫相单程起义，领众据险，抗击官军，大寇郡县。东汉元嘉元年（公元151），五陵蛮詹山集众四千余人起义，拘执县令，屯聚深山。三国时“五溪蛮”起义，吴奋威将军刘阳侯潘浚奉命统诸军证讨。建兴三年（公元225）“五溪十八峒”起义，诸葛亮征讨。西晋建兴三年（公元315年），杜稻遣将王贡，联合五溪苗、瑶族人民以舟师截断官军水道粮运。南北朝刘宋元徽二年（公元474年），荆州刺史沈攸之勒索诸蛮捐税，群蛮怒，酉溪（今永顺、沅陵等地）蛮王田头起义。南北朝齐建元三年（公元481年），武陵蛮首领田思飘率蛮起义。南北朝齐永明（公元483—公元493年）黔阳蛮首领田豆渠、向宗头率众五千人起义。
以上湘西地区少数民族起义，官军多次征伐，终因不克，最后都采用和义军谈判，对蛮军改用招抚。这种“剿抚并用”，“以夷制夷”的军事方法，实事上说明长期以来对少数民族统治观念“五服之制”已经宣告结束，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怀柔政策，羁縻府州制。
二、唐宋羁縻府州制度的推行，标志湘西土司制度开始发育并茁壮成长走向成熟
（一）、唐太宗羁縻府州制度的产生的时代背景
隋大业十三年（公元616年）南北朝梁代政权皇室后裔，梁宣帝的曾孙萧铣在巴陵郡反隋，割据湖南，建立梁政权，自称梁王。收编沈枊生起义军数万人后，势力进一步扩大，攻占了江西豫章郡。短短一年里，萧梁政权控制了东自江西九江，西达三峡，南抵广东交趾，北至湖北川汉平原的广大地区，拥有强兵四十万。公元618年隋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覆灭了。同年，李渊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，称帝长安，建立唐朝，改之武德。唐武德三年（公元620年）庚辰，巴陵豪强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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